殡葬越来越的简单介绍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

死亡是人生之必然要经历的事情，无论是曾经权倾一时的帝王们，还是普普通通的老百姓们，最后还是免不了死亡的宿命，最终还是成为了一抔黄土。古人常常讲一切皆有定数，但这本身就是生命的定律，生命并非是永恒不朽，沧桑变化，能够留下了或许只有曾经的一些痕迹，那些足以搅动一个时代风云的人物最终还是只能透过只言片语的文字来大致了解，但更多的人只是成为了历史之中的无闻者。

对于中国人来说，丧葬绝对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在古代，人们常有各种各样的礼仪习俗，来完成逝者与人世间的最后告别，即使一些习俗在今天看来是不可理喻、难以想象，但对于当时的人来说，这才是对逝者的尊重。对于大多数的中国人来说，其实最青睐的丧葬形式还是土葬。

但是到了近代时期，随着时代的快速发展，城市集约化快速形成，大量的人集聚到了城镇地区，也就是形成了我们所认知的城市，城市之中的土地是十分紧张的，为了能够更加合理有效地利用土地，墓地的选择也会更加集中化，但同时传统的土葬形式自然使用不了这种紧张的土地资源关系，如果按照传统的丧葬习俗，棺材本身就占据了很大的一块空间，更不用说上面的封包。因而火化逐渐开始兴盛起来，人死后成为一把骨灰自然就占据不了太多的地方。

火化本身并不是许多人能够接受的程序，毕竟这对于信仰传统的中国人来说，这无疑是对身体的一种摧残，但在现实面前，很多人也无奈接受了这种形式，毕竟主流如此。

同时，一些专家学者在对传统文化的研究过程中，逐渐理解到了古人为何如此大规模的热衷于土葬，背后有着众多深刻的意义，因此便提议恢复土葬。其中以北大教授吴飞为代表，他提议恢复土葬，认为现在这种大行其道的火葬少了中国人所坚持的人情味。而且，在中国的社会之中，关于土葬与火葬的选择，本身就处于一种争辩的状态。

在这些天上映的电影《我的姐姐》有一个关于墓地很现实的描述，因为墓地多是依山而建，所以山脚和山顶的墓地费用有着很大的差别，比如最下层的墓地大概是5万一个，中间可能是10万一个，而山顶则好一点，会有50万一个的独栋别墅。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绝对是一笔难以承担起来的费用，除掉一些正常老死的人外，比如说不幸生病死亡的，本身就因为看病花去了大量的费用，哪里还有钱承担起如此高额的墓地费用，与其说很多人畏惧于这些天价墓地，倒不如说是畏惧死亡，因为死亡让很多人直呼死不起。

而在火葬推行的过程中，本身就还有着众多不和谐的声音。除城市之中大规模推行火葬外，农村地区土地资源尚充足的情况下，还是打上了推行火葬的旗号。

2012年的时候，河南省周口市曾发布文件，要求全市在三年内完成农村公益性公墓全覆盖，不准再出现新坟头。

这场声势浩大的“平坟运动”，自然就遭到了民众的不满，引起了各种激烈的矛盾，甚至于引发各种各样的讨论，这种“一刀切”的模式自然就让人们纷纷表达自己的声音。

对于民情和各种舆论的声音，国务院曾发布号令，将《殡葬管理条例》第20条修改为“将应当火化的遗体土葬，或者在公墓和农村的公益性墓地以外的其他地方埋葬遗体、建造坟墓的，由民政部门责令限期更正”，而之前的“拒不改正的，可以强制执行”这一条款便被废除。这才逐渐缓解了激烈的矛盾冲突。

而之前农村地区在推行火葬的过程中，确实有着明显的“一刀切”形式，而这也引发了一些极端行为的出现。比如说当地规定在哪一年之后统一实行火葬，但是一些老人自然接受不了这样的结果，因此不惜提前让自己“被死亡”，只是为了能够赶上土葬的末班车。这样的事件如果稍微了解，应该都能够见到。

确实，对于一些传统的中国人来说，放弃这种根深蒂固的行为习惯确实有点难以接受。到了今天，一些地方还出现了人死之后，先火化，然后将骨灰放在了棺材里，然后还是土葬的一套流程。

对于目前的主流来说，火葬还是最主要的形式，毕竟人地关系紧张本身就是一个十分明显的话题。

也许正是看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也可能是看到了一些人在丧葬仪式中的荒唐举动，吴飞教授才提议恢复土葬。

吴飞，1973年出生于河北肃宁。1996年获北京大学社会学学士，1999年获北京大学哲学硕士，2005年获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博士，回到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后流动站，现为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教授，北京大学礼学研究中心主任。

吴飞初入学术界时，以人类学方法研究当代中国文化问题，出版了《麦芒上的圣言》和《浮生取义》两部人类学著作。后来以奥古斯丁为出发点，对西方哲学思想的古今之变展开研究。2007年的时候，他开始关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丧礼。

也许是看到了丧礼背后更多有用的价值，又或者其中有着诸多复杂的情感因素，在诸多考量之下，吴飞教授才有了恢复土葬的提议。

就中国传统社会的礼而言，依《礼记·昏义》所载“礼始于冠，本于昏，重于丧祭。”生老病死是人生在世的一个轮回，丧葬作为个人一生最后的一个庄严谢幕仪式在传统礼制社会下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哀悼死者的礼仪称为“丧”，处理死者的遗体称为“葬”。

《孟子·滕文公》载有:“盖世上尝有不葬其亲者，其亲死，则举而委之于壑。”可见丧葬礼俗并非始于人类之初，荒古时代，弃尸荒野无所谓丧葬。生产力水平的发展，人类思维能力的提高，社会组织出现了最初的原始规范，丧葬意识随之萌芽。

丧葬的出现可视为人类文明的标志之一，丧葬的发展史也是人类文明发展历史的一部分，从中体现了道义、追思、关爱等人性本质。

在早期的原始社会时期，人们也许不忍看到自己亲人被野兽侵扰，也就开始了有意识地将他们埋葬，但此时还未形成有组织的丧葬仪式，可能只是一种简单的习惯传承。而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发展，尤其是关于人死后各种传奇说法的出现，当时的人们不知道为何会在梦中看到自己的亲人，以为这是一种信仰的显现，因而才逐渐开始对人死后的丧葬习俗注重起来。

大约在商周时期，我国古代的葬仪就逐渐走向程序化、系统化，到了战国时期，丧葬礼仪已基本具备，儒家已有关于“三年之丧”的整套仪式。此后各朝各代的丧葬礼仪在继承的基础上趋于隆重化。

在中国人的殡葬习俗中，有着诸多复杂的程序。从今天能够看到和了解的过程来看，大致包括停丧、报丧、吊唁、哭丧、守灵、入殓、出丧、下葬、送纸马、护坟、圆坟、烧七及五七、丧服、守孝、烧白天、烧周年等等。当然，这只是一个简单的流程，在这些诸多流程中还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实则是极为复杂。

中国人传统生死观中的两个世界，还有着相互转化变异的关系，它表现了人们对生命周转循环、永存的渴望。传统丧葬仪礼中，象征死亡与再生的仪式，表现由生到死、由死到生的身份转换，构成一个交替往复、循环不已的生命圆圈。即标志着个体生命告别旧的生存状态而进入新的人生阶段，由此界过渡到彼界，再由彼界过渡到此界的转换。

也就是说，丧葬仪式本身就是古人精神价值理念的显现，这其中有着他们信仰观念的留存。对于中原地区的古人来说，土葬是他们早已形成共同认知的模式，即使人们常常说传统文化之中的一些糟粕，但死亡是人本身就是要遇见的，土葬也可能是他们最为容易接受的方式。

而如果要改变这种贯彻已久的模式，实则本身就让人难以接受。

在为什么支持土葬上，吴飞教授给出了三个观点：

首先正如上文所述，土葬早已经在人们生活之中流传了多年，也就是说他们的祖先都是这样传承下来的，如果突然改变这种模式，是不是对于传统来说会是一种破坏，尤其是它本身就有着诸多的文化内涵，如果轻易放弃，是不是对于传统文化的一种割舍。

其次，很多人反对土葬的一个理由就是占用大量土地，造成一定的污染。火葬确实占用的地方少了，但先不说火葬这个流程之中本身就有一些不完善的地方，在对于墓地的选择上，主要是以公墓为主，它不仅有着时间年限的限制，还有着高额的费用，并且每年还得付管理费用，这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支出，对于很多家庭来说难以负担。而且公墓的结构多为大理石构造，这很难自然降解，也就是说这一块土地在多年之后重新再利用本身就十分艰难。而土葬则在多年之后不仅会自然降解，而且还可以被重新利用，这也许也是吴飞教授十分注重的一个地方。

还有就是火葬缺少的人情味。火葬在这些年已经发展成了固定的流程模式，追悼会的形式十分仓促，有着严格的时间限制，亲人们还没有与自己的亲人好好告别，就要被急着推走，确实让人难以接受。一把大火确实可以减少墓地的使用面积，但对于传统的中国人来说，这种形式实在让人畏惧。

土葬与火葬本身就是一种抉择，可能对于城市的人来说，火葬也是不得已的措施，但对于能够实行土葬的地区，人们还是热衷于土葬。

虽然说，如今火葬的推行已经十分迅速，但在很多地区仍旧以土葬为主，这其中主要是北方的农村地区。记着前些年的时候为了推行火葬，还采取奖钱的方式，但最后的效果也并非十分理想，传统还是占据了上风。

火葬是城市集中化的趋势，毕竟在不断增加的城市人口之中，根本没有土地能够让他们有足够的土地完成土葬的宏愿，因而也是一种不得不施行的现状。但是，最重要的解决便是在这个过程之中存在的一些不良现象，对于一些恶意抬高墓地价格的现象，相关部门自然是需要做出有力的整改，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让人们不再对此畏惧。而且也可以在火葬实行过程之中保留一定的人情味，争取让人们不再对此产生抗拒，毕竟这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心理上的恐惧。

火葬与土葬没有孰优孰劣，它们都是人类发展进程中的选择。对于推行火葬的地区，要尽可能减少矛盾的冲突，缓解可能出现的争端，而对于有条件实行土葬的地区，还是要做好管理，让人们能够在有效地选择中抚平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