殡葬师工资( 怪异殡葬师)

按：死亡往往令人唏嘘感叹。昨日，前央视主持人李咏离世的消息传来，我们在社交网络上看到的，一是对噩耗的惊诧与对这一熟悉面庞的不舍，二则是对自己与斯人有关的遥远记忆的唤醒与感伤，仿佛人人都有那么一部分许久以前在电视机前与他作伴的时光，在此刻迅速黯淡并老去了，提醒着我们世事变幻无常，来日并非方长，去日真的苦多。

托马斯·林奇（Thomas Lynch）说，“当某个人过世，我们害怕看见的并不是他，而是他‘死了’。怕的是死亡，我们害怕一旦亲眼看见了，事情便再无回转。”这位爱尔兰裔美国人是一位诗人，另一个身份是殡葬师。他在密歇根的米尔福德小镇经营着一家葬仪社，从事殡葬师的工作已有四十余年。他无数次见证死亡和书写死亡，他的《殡葬人手记》以死讲述生的故事，从生的过程中洞见死的智慧，前些年在中国出版曾收获颇多好评。或许我们从未有勇气正视死亡，对死亡一无所知，生与死之间的高桥，在恐惧中散发出诗意，林奇正是站在桥上的诗人。

在他眼里，死亡和诗歌是一回事。“有时，我会把一具静止不动的尸体视为诗节之间的空白、灵感中的一个屏息，几乎和所有东西都押得上韵时的一份寂静。”托马斯·林奇在新作《酗酒、猫与赞美诗：一个殡葬师的自白》中写道，“一场好葬礼，就像一首好诗，由声音、意象、思维和恒久度决定——它让我们得到提升，然后回到认知、想象与情感的领域。这样的狂喜看似毫不费力、充满灵感，自然得如同呼吸，或因此觉得茫然。在已经说出和未曾说出口的空隙之间，在言语的停顿之间，整个历史已然说尽，整个星系也得以从边缘一窥全貌，即便只有一瞬间。”

唏嘘过后，生活继续。我们需要的或许不是诗意地理解死亡，或是在尸体中发现诗意，而是弄清楚如何在深知自己终有一死的同时做到死而无憾。“没有什么比看见一具死尸，更能帮助活人从逆境中找出希望的了。”林奇说，“我记得当时觉得很遗憾自己终有一死，而我也记得自己那时候第一次明白，我已死而无憾。”经出版社授权，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从《酗酒、猫与赞美诗》节选了部分内容，以期与读者一同思考诗歌、死亡与葬礼的意义和关联。

文 | [美]托马斯·林奇 译 | 王圣棻 等

和同样写作的朋友一起静静聊天时，最后总会绕到我是殡葬师这件事上头。他们想知道，一个人怎能一边写十四行诗，又同时做尸体防腐、卖棺材、开灵车，还能在门边接待吊丧的客人？丧葬业和文学艺术，这种奇特的混搭让他们印象深刻。他们很纳闷，为什么我不在大学研究所找个白天的工作，教研究生一些有意义的扬抑抑格和五音步诗行？

而和我的殡葬师朋友在一起时，我也受到类似质疑。他们对读书人和艺术家“类型”的人有些负面传言——我想那源自对作家杰西卡·米特福德、伊夫林·沃的戒心——一种对文字工作者与记者的不信任。他们很纳闷，为什么我不去打高尔夫、玩股票、划船或上网？

当然，我的出版社抓住了这一点，这对他们和我来说都很有利。一个“殡葬师兼诗人”，就好像一个会唱歌剧的警察，或一个变成州长的摔跤手，这可以成为非常好的素材，采访起来也容易。怪异和出名，几乎算是亲戚；当你本身自有荒诞的角度可做文章，想得到文字报道和曝光时间便容易得多——在资讯娱乐工业中，要赚钱就得靠这两样东西。

而几乎相同的是，丧葬协会把我排进了全州和全国的例行“巡回路线”，对活动和展示委员来说我是个新鲜材料。当了几年喃喃自语的心灵导师与分送温暖和动力的市场专家之后，一场朗读会，加上拿着书让“诗人兼作家兼我们自己人”签名，也成了一种理所当然的炫耀。

我照行情收费，任何一只出来跳舞表演的熊都会这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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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件事有个不公开的小小真相——追思弥撒和诗体学、十四行诗和葬礼、诗和殡葬，全是一样的。如何用鲜花致敬，做些炖菜表达慰问，就像在一张纸上使用意象、风格和文字，无一不在努力传达意义和暗喻，无一不在运用象征和惯用口语，为的是提升语言的音响效果，让它们对抗我们认为无法用言语表达的事，无论那是信仰和心碎、渴望与痛苦、爱与想，以及种种欢乐和痛苦的奥秘，我们就是用这些，一点一滴记录我们的生命与时代。

有时，我会把一具静止不动的尸体视为诗节之间的空白、灵感中的一个屏息，几乎和所有东西都押得上韵时的一份寂静。数学这件事在每一行之中是很不明确的，批发、零售、韵脚与音步、音节的计算与收费的记录，这全是最后才见真章的数字游戏。不过，我们刻在石头上或写成了诗的字句，就某方面来说，总比那些平常的、没有意义的废话闲聊更有价值。

一场好葬礼，就像一首好诗，由声音、意象、思维和恒久度决定——它让我们得到提升，然后回到认知、想象与情感的领域。这样的狂喜看似毫不费力、充满灵感，自然得如同呼吸，或因此觉得茫然。在已经说出和未曾说出口的空隙之间，在言语的停顿之间，整个历史已然说尽，整个星系也得以从边缘一窥全貌，即便只有一瞬间。而守灵与写诗两件事，都被“在”与“不在”的意象所贯穿。无论是说了的还是没说的，都具启发意义。挽歌作者与写悼词的人一定倾向于多用副词、少用形容词，注意更改述语中的时态，并感觉得到何时该适可而止。写诗与告别的流行一直在改变，然而最基本的读者和参与者全是一样的。把故事说得够好，就是好诗和好葬礼。

我们诗人和殡葬师同样都偏爱黑色、风笛手的哭号、灵活的上班时间、免费的酒与摊平的身体。我们的孩子异口同声说，我们常一脸精神涣散。我们的配偶必须忍受我们突如其来的激情和坏脾气，自大与自卑。无论我们是偏向“过度”的一方或“恶劣”的一方，一旦我们偏了，就会偏离到难以收拾的地步。

我们都是一样的，然而又各不相同。但丁的《神曲》、格兰特总统的陵园、你孩子的第一首四行诗、你世上唯一妈妈的死，还有你爸爸的，全都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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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何时，殡葬师只要聚在一起，谈的都是一件事——没人喜欢葬礼；而诗人不管什么时候聚在一起，谈的都是——没人喜欢诗。一起发牢骚在这些人的聚会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大家担心的都是顾客喜好和市场问题。

诗歌朗读会的通则是，只要你请来的诗人超过预期数目，那么这场朗读会就成功了；如果更超乎预期的，诗人达到十三个以上，那可是大成功，就像不久前在鹿特丹诗歌节出现的那一群——包括诗人如我，和来自牙买加的洛娜·古迪森，来自中国台湾的陈黎，来自桑吉巴的哈吉·戈拉·哈吉，还有在底下听的那几百个人。这么大一群人，总有一天，会在我们的讣闻里提到——“他曾经让鹿特丹市立剧院大爆满”“读者都为他的诗疯狂”，讣闻这么写着，像一剂有品味的夸大其词的调味料。但文学史里面不会写的是，几年前某个十月份的星期三，三个都柏林人出现在格拉夫顿街上的比尤利咖啡馆，其中一个是我的司机兼“活动策划人”，还有一位迷人的年轻女士，我们都当她是很有洞察力的读者，但后来才搞清楚她其实只是迷了路。

办丧事也有一样的通则。不管在何地，召集两到三人来处理死者，便绰绰有余；如果其中一个愿意站起来对大家喋喋不休，那么你需要的角色就齐全了——一个负责停止呼吸，一个去关心大家，还有一个则努力搞懂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要是有六个人，那么就能将死者抬到他的长眠之地。要是超过百人，那么这场葬礼就“特别隆重”了，尤其在天气欠佳又得上班的日子。

尽管诗和葬礼这两件事已存在了好一段时间，但一般认为，它们在古代，形式也许和目前这种已解构的数字化世界无关。在这个后现代化、后工业化、一天二十四小时播放新闻的世界里，所有事物都由点击鼠标和大众市场加以联结与管理，或与小众市场、专业团体、民意调查接轨，任何身处其中的人都想当个善于理财的“某某人”，想要有一席之地，想要让每个人都高兴，想吸引群众注意、让人目不转睛；因此得让观众得到充分的快乐，他们才不会转台，不然就是要充分麻痹观众，这样他们才会觉得物超所值，就像在里诺市的这些人，像他们眼前所看到的——那边有间“两人同行一人免费”餐厅，这里有台“肯定回本”的老虎机，和那头的“吃到饱”欧式自助餐。

比方说，上周在鹿特丹，国际诗歌节是由蒙古裔诗人兼萨满僧人嘎尔山·齐纳葛（Galsan Tschinag）的主题演说《捍卫诗歌》揭开序幕，他也是图瓦共和国的部落酋长。他的母语没有文字形式，他用德文写作，那是他在莱比锡学会的；唱歌的时候则用图瓦语。他大约捍卫了一个小时的诗歌，大厅后方摆着的手册附有翻译，发送了好几十本出去。每个人都拍手喝彩，点头微笑。

也许像古时候那样，语言是危险的工具，文字有如魔法，而诗人并非正式职业，却又无法忽视其存在——找个诗人来枪毙或吊死，或把他们流放到某个鸟不生蛋的地方，还比较能引起大众关心注意，让更多人去读诗。而死掉的诗人总是比在世的效果更好，要是能像巫婆一样烧死在木桩上还会更好。至少媒体会跑来转播，记者四处奔忙，每个画面都和诗歌有关，还会有名嘴把我们听到、看到的事再说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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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里诺这儿召开的研讨会，也毫无意外地像在“捍卫葬礼”，会有某位博士或临床医生或社会工作专业的硕士，告诉我们这些殡葬师何谓“葬礼的价值”。倘若葬礼还没被伤痛治疗师、丧葬仪式顾问、天堂梦想推销员与兜售棺材的人染指；倘若葬礼不仅仅只是为了我们的“情感”或“救赎”，或我们该处理掉的东西；倘若葬礼是关乎整个身心的工作，是为了我们的肉体、恐惧、信仰及死者而存在；倘若我们能公开火化或自行安葬死者，或带着他们走街串巷表达谢意与赞美，并以措辞谨慎的悼词、咒文或祝福，与上帝、与自然的力量和解，那么——我们就不需要捍卫诗歌，也不需要捍卫葬礼。那么，不管什么时候，我们办葬礼，都只是因为生者或死者的灵魂让我们动了这个念头。

而到了那个时候，我想，它们会告诉我们该做什么。

诗，让我们的感受和文字接上了线。要是没有诗，我们怎么承担得了这个信息年代，以及这之中所有文字、选项列表、多选题和种种无脑的东西，而且必得在当中做出选择？但葬礼让我们和“人固有一死”的自然规律接上了线，就像一种适当的标点符号，无论我们是以惊叹号、问号或句号结束，它们都为我们的生活、我们人类增添了意义。诗和葬礼，让我们把注意力转向存在的、状态的、肉体的和无法抗拒的疑问，以及生命与死亡的神秘及其必然。

也许是因为我们把诗和尸体都移出了日常生活。我们乐于有诗人为伴，就像我们乐于拥有良好基础建设那样——平稳的道路、干净的饮用水，偶尔来首六节诗，我们愿意为了不管这些事而多付点税。意即，我们给予诗人基本薪资、牙科保险外加我们的儿女这类入迷的读者，好让他们待在大学里。我们很高兴这些人还在写诗，更高兴我们不需要读那些诗。我们给他们资金、给他们假期，还给他们在电台一点点曝光机会，大卖场角落一个小小的书架位置，要不然就是希望他们乖乖地别捣蛋，只要消失在更广大的人际圈子里就行，不管那是政治、历史、各种竞赛和娱乐界，或自力救济和流行减肥，都可以。

同样的，我们也很希望死者和濒死之人能乖乖地别捣蛋，然后消失。尽管我们无一不被描述谋杀和充满假血浆血块的电影和晚间新闻吸引；尽管专拍丧事的摄影机总随时待命，在最近发生的悲剧和恐怖主义上头盘旋；尽管媒体所认可并事先包装、而且能拿来卖广告赚钱的事件比比皆是，让我们随时都能看到“全国性”哀悼，拿别人的丧事来悲伤，随时用遥控器打开电视就能哀痛……但，大多数时候的我们，并不能看到左邻右舍那些濒死和过世的人，以及现实生活中的家人和朋友，因为他们的躯体都以效率和尊严、隐私和便利之名，迅速地被隐藏起来或处理掉。这些真实且明显、随时间缓慢化解的确切死亡事实，由此宣告与我们毫无关联，就像我们想要的良好基础建设那样，就像诗一样。

我还记得我听见的第一首诗，看见的第一具尸体。它们都没有让我留下精神创伤，但两者都改变了我的生命，两者都经由一种奇妙事件而被赋予意义……

本文节选自《酗酒、猫与赞美诗：一个殡葬师的自白》一书，较原文有删节，经出版社授权发布，标题为编辑自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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