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葬用品(骨灰盒哪种的对后代好)

古代喪葬講究事死如生，用以陪葬的器物用品繁複多樣。根據現有文獻和出土材料來看，上古時期的殉葬品，除了常見的金銀玉器、車馬兵器、日用器物、植物草本以外，還有水果和乾果。

中國傳統重視孝道，《論語》說「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0] 生養死葬是孝的表現。孟子以辦理喪事為大事，提出要尤其認真對待。儒家所謂五禮，凶禮即為其一。古人崇尚隆喪厚葬，與祭禮和葬禮相關的記載相當多，今本《儀禮》十七篇，其中談及喪葬禮儀的就有好幾篇，如〈喪服〉、〈士喪禮〉、〈既夕禮〉、〈士虞禮〉。歸根究柢，古人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親人謝世，子孫以神明奉之，以生人器物陪葬，仍然擔心「竹不成用，瓦不成味」。[1] 有能力者，則務求「厚資多藏，器用如生人」。[2] 古人雖然不以陽界與陰間為同等的空間概念，但往往以人間的認知投射到死後世界，希望往生者得到生前的所享所用，是故殉葬之「衣衾必多，文繡必繁」。[3] 在這種觀念下，以食用的果類陪葬，便不以為奇了。

以果品殉葬的做法，與使用果品祭祀的文化息息相關。古人很早便認識到果類的益處。《素問．藏氣法時論》論膳食配搭，曰︰「五穀為養，五果為助，五畜為益，五菜為充，氣味合而服之，以補精益氣。」[4] 提到五穀、五果、五畜、五菜各有其用，宜當和合其氣味來食用。其中的五果，唐代王冰說是桃、李、杏、栗、棗五種果實。早於春秋戰國，人們便有以果品祭祀先王祖上的習俗。王充《論衡》引《禮》佚文說︰「侍食於君，君使之祭，然後飲食之。」[5] 古人飲食之前，先給祖先上供，然後才會食用。

根據記載，上古有專門負責祭祀食品的職司，其所掌食品就包括果類。《周禮．天官冢宰》載︰「籩人一職，掌四籩之實。」籩是竹器，四籩是四種盛有薦獻食物的竹器，分別是朝事之籩、饋食之籩、加籩和羞籩，其中饋食之籩，「其實棗、栗、桃、乾橑、榛實」，鄭玄注曰︰「饋食，薦孰也。今吉禮存者，《特牲》、《少牢》，諸侯之大夫士祭禮也。不祼、不薦血腥，而自薦孰始，是以皆云饋食之禮。」[6] 饋食是獻納熟食的祭禮，所薦食品都是果類，其中乾橑是乾梅，榛實是榛子的果仁。《儀禮．特牲饋食禮》載︰「祝贊籩祭。」鄭注曰︰「籩祭，棗栗之祭也，其祭之亦於豆祭。」[7] 也提到棗栗用於祭祀之禮。此外又有甸師，「掌帥其屬而耕耨王藉，以時入之，以共齍盛」，[8] 其職乃率領下屬耕作王田，按時進獻黍稷糧食，以供祭祀。祭祀所用者，「共蕭茅，共野果蓏之薦」，[9] 即香蒿茅草和野生的瓜果。

《韓非子》與《孔子家語》有一段關於孔子論桃祭的故事。魯哀公賜孔子桃子和黍飯，孔子先吃黍飯，再吃桃子，旁邊的人看見了都笑他，孔子說︰「夫黍者，五穀之長也，祭先王為上盛。果蓏有六，而桃為下，祭先王不得入廟。丘之聞也，君子以賤雪貴，不聞以貴雪賤。」[10] 「果蓏」就是瓜果，孔子所謂「果蓏有六」，具體指哪六種瓜果，暫不可知。孔子這裡的意思，不是說桃子不能用於祭祀，只是桃子最為下等，不能用來祭祀先王，一般的祭祀，還是用得上（上文所談饋食之祭就包括桃子）。孔子對飲食和祭祀特別講究。王充曾經評論這段故事，以為孔子「可謂得食序矣」。[11]

古代又有所謂瓜祭。《詩經．小雅．信南山》︰「中田有廬，疆場有瓜。是剝是菹，獻之皇祖。曾孫壽考，受天之祜。」記載了以瓜祭祀先祖的習俗。鄭箋云︰「獻瓜菹于先祖者，順孝子之心也，孝子則獲福。」「瓜菹」，孔穎達說是「剝削淹漬以為菹」，也就是腌製過的酸瓜。鄭玄認為獻瓜予先祖是孝的表現，子孫也能因此得到庇佑。[12] 《禮記．玉藻》說：「瓜祭上環，食中，棄所操。」孔穎達云︰「瓜祭上環，食瓜亦祭先也。」[13] 在瓜中間橫切，切面如環。古人以瓜的上半端，也就是瓜蒂的部分來祭祀，食用則取其中端，所謂「棄所操」，意思是瓜果下端的脫花處棄掉不吃。《論語．鄉黨》有「雖疏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的記載，也提到瓜祭，不過這個「瓜祭」，有些版本作「必祭」，有學者以為當以「必祭」為是。[14] 姑勿論《論語》的文本問題，古代的確奉行瓜祭，而且方法甚為講究。

果品施於祭祀，不但見於文獻記載，出土標本的發現，也印證了這種葬俗。1956年至1958年間，河南信陽市北長台關發現兩座漢墓，出土物品中有大量植物和果品殘留物，包括花椒、松塔、柿核、栗子、樹葉、杏核、棗核、葫蘆子、小米、梅核，其中栗子、杏核和梅核尤其多，達一百多至數百顆不等。[15] 裴明相從果品的成熟季節推斷，信陽楚墓的下窆時間當在秋季，而果品的使用正與禮制有關。[16] 1965年冬，湖北荊州漳河水庫修建渠道，發現大中小型墓葬五十五座，省文物部門組織隊伍，重點發掘望山一至四號墓，以及沙冢一至四號墓。這些墓的年代不一，大抵屬於戰國中晚期墓葬。其中望山楚墓出土大量植物標本，經科學鑒定，確定有九種果核和果皮，包括花椒、毛桃、芸豆、棗、板栗、梅、李、橙。鑒定人員無法斷定此批果類到底全由人工種植，還是有部分屬於野生，但從該些標本可知，楚國貴族在戰國時期已經食用水果，也應該掌握了果品的種植方法。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指出，望山楚墓的植物標本反映了當時農業、種植業的發達程度。[17]

長沙馬王堆漢墓亦是果品標本出土數量特多的一例。1972年，長沙馬王堆漢墓發掘工作開始，其一號墓出土了數量極多的農產品，據鑒定計有十七種，其中瓜果類就有甜瓜、棗、梨、梅、楊梅，單是棗果就出土了963顆。[18] 楊梅的發現尤其值得注意。迄今為止，楊梅不見於先秦文獻。西漢陸賈撰有《南越行紀》一書，今已散佚，清人姚振宗《漢書藝文志拾補》輯有殘文。輯本有云︰「羅浮山頂有胡楊梅，山桃繞其際。」[19] 這是今存最早關於楊梅的記錄。據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C14實驗室測定，馬王堆一號漢墓斷代為公元前165±85年至公元前145±80年，即屬於西漢前期的墓葬。[20] 若然以上資料年代不誤，則楊梅最早的文獻和實物支持都出現在漢初。

馬王堆漢墓出土棗核。（圖片引自《長沙馬王堆一號漢墓出土動植物標本的研究》）

馬王堆漢墓出土楊梅。（來源同上）

出土墓葬中，果品殘留物屢見不鮮，如果把這些發現綜合起來，當能加深我們對上古植物分布和種植地區的認知。以板栗為例，除上述望山楚墓和信陽漢墓外，板栗還見於西安理工大學漢墓群九號東漢墓、山東臨沂金雀山漢墓、北京大葆台漢墓、安徽六安雙墩一號漢墓、成都鳳凰山西漢木槨墓、湖北光化五座墳西漢墓群、江陵鳳凰山167號漢墓等。秦博、高博等學者根據華北和長江中下游地區廣泛發現的板栗標本，指出這兩個地區在漢代盛產板栗，是很科學的推斷。[21] 除了板栗，結合現有的文本和出土材料，全面考察墓葬植物和果品，對了解上古的樹種歷史會有相當裨益。

作者︰黃啟深

聯絡方法︰ worldcall29@hotmail.com

[0] 何晏注、邢昺疏︰《論語注疏》，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標點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卷二，頁16。

[1] 鄭玄注、孔穎達疏︰《禮記正義》，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標點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卷八，頁265。

[2] 王利器︰《鹽鐵論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卷六，頁353。

[3] 孫詒讓︰《墨子閒詁》（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卷六，頁156。

[4] 王冰注、林億等校︰《重廣補注黃帝內經素問》（北京：中醫古籍出版社，2015年），卷七，頁126。

[5] 黃暉︰《論衡校釋》（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卷二十五，頁1067。

[6] 鄭玄注、賈公彥疏︰《周禮注疏》 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標點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卷五，頁134-135。

[7] 鄭玄注、賈公彥疏︰《儀禮注疏》 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標點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卷四十五，頁865。

[8] 《周禮注疏》，卷四，頁96。

[9] 《周禮注疏》，卷四，頁97-98。

[10] 王先慎︰《韓非子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卷十二，頁299。

[11] 《論衡校釋》，卷三十，頁1197。

[12] 鄭玄箋、孔穎達疏︰《毛詩正義》，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標點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卷十三，頁828。

[13] 《禮記正義》，卷三十，頁918-919。

[14] 參程樹德︰《論語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卷二十，頁700-702。

[15] 參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編︰《信陽楚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年），頁68、116。

[16] 裴明相︰〈果品與祭祀——從信陽楚墓出土植物種子遺骸談起〉，載楚文化研究會編︰《楚文化研究論集》第2集（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頁164-166。

[17] 參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陵望山沙塚楚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頁344-347。

[18] 參湖南農學院、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長沙馬王堆一號漢墓出土動植物標本的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 , 1978年），9-16。

[19] 姚振宗︰《漢書藝文志拾補》，收於《二十五史補編》第2冊（上海︰開明書店，1937年），頁1482。

[20] 湖南省博物館、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長沙馬王堆一號漢墓》上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73年），頁156。

[21] 秦博、高博等︰〈隨州周家寨漢墓M8出土植物遺存的研究〉，《南方文物》第3期（2017年），頁1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