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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像，上海鲁迅公园。 （网友吉明/图）

“自然，人类最好是彼此不隔膜，相关心。然而最平正的路，却只有用文艺来沟通，可惜走这条路的人又少得很。”

1936年7月21日，鲁迅为年轻的捷克翻译家亚罗斯拉夫·普实克的《呐喊》译本作序，得知自己的文字被翻译到“非主流”国家，他十分欣喜，甚至“比被译成通行很广的别国语言更高兴”。当时，缠绵病榻的鲁迅已近生命的终点，他面对的，是一个充满了纷争与对抗的世界。字里行间，他深信文艺能够达成世界各国民众之间的精神交流，乃至相互和解。

鲁迅不受政治倾向、社会地位的拘束，结交过背景各异的外国友人，为人所熟知的就有美国记者史沫莱特与斯诺、日本书店老板内山完造。有一位外国作家，甚至曾借住在鲁迅位于北京的八道湾住宅里，他便是流浪到中国的俄罗斯盲诗人爱罗先珂。俄国文学史对这位作家的评价不高，但其精神却是世界文学海洋里的一缕奇异波光。他去过印度、缅甸、泰国，也去过日本，因为擅写批评的文章，参加过激进的游行，遂成不受欢迎的人。1921年，他被日本当局驱逐，来到中国。

恰在此时，鲁迅开始注意到这位诗人的作品，并把其中一些翻译成中文。爱罗先珂来到北京后，在北京大学教授世界语。蔡元培把他安排在鲁迅家中。周氏兄弟懂日语，加之鲁迅又是其作品的译者，三人很快成了朋友。鲁迅透过爱罗先珂，能够瞭望其背后的俄国。他们经常讨论俄罗斯文学，有时谈至深夜。1922年，鲁迅完成了《爱罗先珂童话集》的翻译编辑工作。这些童话，引起了他的共鸣。为了“传播被虐待者的至痛的呼声和激发国人对于强权者的憎恶和愤怒”，鲁迅积极向中国读者译介了这位友人的作品。

据翻译家戈宝权统计，鲁迅一生翻译了14个国家近100位作家的作品，印成了33个单行本——他的翻译和介绍外国文学的文字，比其创作的文字还多。

在19世纪后期形成并延续到五四时期的中外文化“单向交流”，逐渐变为“双向交流”，鲁迅的文学作品成为中国现代文化向世界传播的主体内容。

1926年，美籍华人梁社乾的《阿Q正传》英译本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发行，首次向英语世界展示了鲁迅笔下的文学形象。翌年，美国学者巴特莱特在美国《当代历史》上发表《新中国的思想界领袖鲁迅》一文，从思想史角度评析鲁迅的重要性，开了西方鲁迅研究的先河。近一个世纪，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读者和研究者对鲁迅的阅读、译介和研究，使得鲁迅在域外的传播呈现着复杂多元的面貌。

2016年，新南威尔士大学中文系教授、鲁迅研究专家寇志明（Jon Eugene von Kowallis）的著作《中英对照鲁迅旧体诗》在中国发行新版，在序言中，他提及最近几年在西方（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兴起的“鲁迅热”，自从2009年以来，共有6本有关鲁迅的新书面世，接近一年一本，半数由西方本土汉学家写（译）就。

其中，蓝诗玲(Julia Lovell)英译的《阿Q正传及其他故事：鲁迅小说全集》对鲁迅小说在英语世界的普及有着非同小可的意义，一方面，该译本不只包括《呐喊》和《彷徨》，还有《故事新编》，可谓最全的单行本；另一方面，书是由英国企鹅出版社出版的，这家出版商的目标读者为普通大众，发行也是全球性的。

在网络书店亚马逊上，该书有近百个全球读者的评分，其中不乏来自印度的声音。“写得真好，令人心痛。关于旧中国的好书。令人惊讶的是，如果你改换地名和人名，似乎便是对印度新农村的一个很好的描述。”“虽然中国文学通常被印度读者忽视，印度人很难理解中国已经变成了什么样，但这本书是一个很好的起点。”

在域外中国现代文化和文学研究领域，即便不是专门研究鲁迅的学者，也时常受到鲁迅作品的吸引。

1984年，文棣（Wendy Larson）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博士毕业。现为俄勒冈大学教授的她，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与电影的研究。她18岁开始学汉语，认为自己由于起步太晚，“有很大的劣势”。因此上大学时，她尽可能多地将精力放在学习中国语言和文化上，牺牲了学习西方文化的时间。当她准备研究生考试时，复习了几天数学，对自己的英语则很放心。成绩出来后，文棣很意外：“学中文是有代价的，我的英语成绩比我的数学成绩还差，令人震惊。”

文棣第一次读到鲁迅的作品，是在大学的中国文学概论课上。阅读、研究鲁迅，帮助文棣对五四时期的中国拥有了更深的认知。“鲁迅是一位特殊的作家。他对古典文本和写作的深刻理解，通过他的现代散文可见一斑。他的写作不仅表现了人物的内在思想，也表现了传统的严密控制，以及一个急剧变化的社会的脆弱状态。读他的作品使我明白，没有对文学和历史的广泛了解，就不可能理解所谓五四时期的复杂性。总的说来，当时的中国文学，尤其是小说，突出了那个时代关于女性在社会中的角色变化、难以改变的顽固阶级划分或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等争论。”

在《从阿Q到雷锋：20世纪中国的弗洛德与革命精神》一书中，文棣重点介绍了20世纪初至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的思想发展理论。在心理学和精神分析的早期话语中，“精神”一词的使用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使她想起阿Q和精神胜利法，由此更深入地探索了鲁迅的世界。

澳洲的鲁迅研究发轫于1950年代。1955年，悉尼大学开设中国研究的学位课程，澳大利亚本土华裔陈顺妍（Mabel Lee）是第二届入学的学生。大约在1970年代中期，她读到鲁迅的《野草》，被其美学与思想的力量深深震撼。1981年，澳洲另一鲁迅研究重镇——澳洲国立大学，由东亚历史系举办了纪念鲁迅百年诞辰的学术研讨会，大多数与会者谈的是鲁迅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不少人很动情，流了泪。陈顺妍是会上惟一探讨鲁迅文学的，论文的题目是《对抉心自噬的尸体的安慰：鲁迅对诗歌形式的运用》。

2016年，已退休的陈顺妍召集澳洲对鲁迅有兴趣的学者、作家和艺术家，出版了一本纪念文集《鲁迅与澳洲》。文集总共收到22篇文章，几乎囊括了目前澳洲所有研究鲁迅的学者。其他领域的一些学者，也乐意趁这个机会写一篇结合自己研究而又跟鲁迅有关的文章。还有几位来自中国的诗人和艺术家，回顾了在中国不同阶段的鲁迅形象变迁，以及自己对鲁迅理解的变化。

悉尼大学中国研究系荣誉教授杜博妮（Bonnie S. McDougall），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翻译大家，也是较早在鲁迅研究上崭露头角的学者。1958年高中毕业后，她到北京大学学习了一年中文，从此跟中文结缘。她的语言天赋很好，来中国前，已经掌握了法语、德语等数门语言，还会说瑞典语和挪威语。她是陈顺妍的同门，师从悉尼大学戴维斯教授，取得了博士学位。

在杜博妮踏上中国文学译介之路的初期，也就是1970年代末，中国的政治环境刚刚“解冻”，文化事业百废待兴，中国现当代文学尚未在英语世界赢得一席之地。澳大利亚汉学家雷金庆曾表示：“在澳大利亚开展中国文学研究的前25年，多数学者关注的是‘传统’文化的诸方面，而不是当今时代的文学和艺术作品。”在这般困境之下，杜博妮仍义无反顾地投入了中国现当代文艺作品的翻译与研究。

1980年代前期，杜博妮受外文出版社委托，完成了鲁迅和许广平的书信集《两地书》的翻译。这部英译的书稿很长一段时间搁置在出版社，直到2000年才发行问世。

研究中国语言文学的杜博妮对鲁迅自不陌生，但她坦承：“当我读到鲁迅和许广平之间未发表的信件时，我才开始了解这两者之间的非凡关系，以及它是如何在当时社会和性压抑的态度下发展起来的。”2002年，她的研究专著《现代中国的情书和隐私：鲁迅与许广平的私人生活》在牛津大学出版。《两地书》读者不少，但学界似乎并未予以足够的重视。除了王得后的《〈两地书〉研究》，此后二十年没有一部系统的专著产生，而杜著改变了这个局面。

寇志明为杜著撰写书评，认为“她没有发现中国有一种特别的与西方的隐私观念相反的隐私观。最终，许广平和鲁迅找到了他们同时代很多欧美知识分子想要的东西”。

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1933年与鲁迅结识，开始翻译鲁迅的小说。他选译了6篇鲁迅的作品，准备编入《活的中国》出版，并托翻译家姚克向鲁迅寻求近照。鲁迅拿出一些照片让姚克挑选，姚克看后觉得都不够传神，于是两人去照相馆照了两张相，一张是鲁迅的单人半身照，另一张是两人的合影。鲁迅对单人像很满意。照片最早与斯诺撰写的《鲁迅评传》一起，刊登在1935年1月出版的美国《亚细亚》杂志上，以后又刊登在1936年底英国伦敦出版的《活的中国》一书的扉页上。鲁迅逝世后，万国殡仪馆供人吊唁的遗像，便选用了这张单人照。

寇志明生长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西部一个叫隋克立的偏僻小镇。他初中刚毕业的那个夏天，美国政府正在进行越南战争。寇志明在匹兹堡大学书店里买到了一本厚厚的书——正是埃德加·斯诺1930年代写的《西行漫记》，后来，他得知斯诺还出了另一本书《大河彼岸》，其中提到了一位叫鲁迅的中国现代作家。

寇志明邮购了杨宪益和戴乃迭翻译的《鲁迅小说选集》一卷和《鲁迅杂文选集》第二、第四卷，这成为他与鲁迅结下不解之缘的起点。

在《鲁迅杂文选集》第四册里,寇志明读到《立此存照（三）》中有关好莱坞导演约瑟夫·冯·斯登堡的电影《上海快车》的评论，觉得鲁迅写得非常有意思。苦于没有看过影片，他想尽了办法，写信给匹兹堡的电视台，请他们在圣诞假期播放。半年后，在十二月月底某天的凌晨两点，影片播出了。寇志明当时高兴得不得了，但看了以后，总觉得远不如鲁迅那篇杂文有意思。“当时我认为鲁迅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作为爱国的中国知识分子，却能看透那种狭隘民族主义。我觉得当时的美国很需要这样的作家。”至今，他还记得十四、五岁时读过的那篇文章的最后一段：

“不看‘辱华影片’，于自己是并无益处的，不过自己不看见，闭了眼睛浮肿着而已。但看了而不反省，却也并无益处。我至今还在希望有人翻出斯密斯的《支那人气质》来。看了这些，而自省，分析，明白那几点说得对，变革，挣扎，自做功夫，却不求别人的原谅和称赞，来证明究竟怎样的是中国人。”

寇志明在哥伦比亚大学主修了中国语文及文化，师从夏志清阅读中国新旧文学。攻读研究生前，他到台湾深造了两年。当时正值“白色恐怖”时期，鲁迅的书在台被禁，寇志明从香港买了三四本鲁迅的著作，其中包括《鲁迅诗注析》，开始研究鲁迅的旧体诗。

海外学界对鲁迅的小说关注较多，鲁迅文言作品的研究在当时算是小众领域。寇志明曾被问及为何会对鲁迅的旧体诗产生兴趣，他解释说，鲁迅的旧体诗更为主观，相比小说、杂文，更能直接表达他内在的东西，并且他认为现代性最早进入中国文学，恰恰就体现在清末民初的旧体诗中，而非在模仿西方的小说或戏剧里。

目前，寇志明手头有两项主要的工作：修改他的《摩罗诗力说》英译注、《文化偏至论》《破恶声论》《拟播布美术意见书》（鲁迅早期文言论文）英译注，跟美国学者傅佛果一起翻译竹内好的日文著作《鲁迅》。《摩罗诗力说》是1907年鲁迅在日本留学期间用文言文写成的一篇文论，对于探索鲁迅文学的渊源具有重要意义。该文发表时，鲁迅不满27周岁，还不是后来的文学家“鲁迅”，而只是留学生周树人。

“当时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迷恋英国诗人拜伦，因为他将自己的生命献给了希腊独立战争。但鲁迅碰触到的拜伦的那面，是梁启超、苏曼殊、马君武、胡适和其他人所忽视的。他关注在拜伦诗歌《该隐》中由人本思考激发的对上帝的反抗。鲁迅怎样有别于他的时代呢？他做出了比敲响警钟或回应那个时代更重要的事，他提出了如何在文化及精神上重塑中国的问题。对于鲁迅来讲，这一问题不是如何重获财富和权力，而是如何更好地利用这些为全人类的利益服务。我也立志要学习他的这种精神。”寇志明说。

2021年9月，鲁迅诞辰140周年之际，寇志明、杜博妮、文棣接受了南方周末记者的邮件专访。

南方周末：鲁迅在当今西方的知名度处于什么圈层？

寇志明：企鹅丛书出版了英国伦敦大学历史学家蓝诗玲(Julia Lovell)的鲁迅小说全译；哈佛大学出版社出了杂文的译本叫Jottings under Lamplight（灯下漫记），我也参与了后者。虽说我对这两本都有意见，但我认为这是一个积极的倾向，说明鲁迅的著作已经开始走出西方的象牙塔。

杜博妮：恐怕除了学术界之外，大多数西方读者对鲁迅知之甚少，就像过去和当前的中国作家一样。部分原因是译介不佳；政治问题也很重要。然而，在大多数西方国家的公众中，除了专业读者和学者之外，对外国小说几乎没有兴趣。另一方面，在学术界，鲁迅继续受到极大的关注。

文棣：我只能谈谈美国的情况。大多数人接触鲁迅都是在大学的世界文学课程中，在那里他们可能会读一个他写的故事。从事中国研究的人对他的作品有更广泛的介绍，即使他们的专业不是现代文学。

南方周末：鲁迅在中国最知名的是短篇小说和杂文，文化内涵都是很中国的，这些内涵可译吗，或者说，对西方读者仍有吸引力吗？

寇志明：我先回答第二个问题。两点：1.西方一般的读者并非不想多多了解中国，也不是每一个人都相信自己国家的媒体的客观性。2.就算内涵都是很中国的，也有人渴求异乡情调。我曾经写过书评，提到企鹅丛书为蓝诗玲译文书的封面选了1912年类似西方人在中国制造的明信片上的照片：一位留着长辫子的中国男人撑粉红色老式油伞在古道石桥上空闲地站着。都民国了，但跟阿Q一样，他还留辫子；涵义为中国是永远不变的，这也是对东方主义的一种刻板印象。

对那些认为文学作品尤其是诗歌是不可被翻译的人，我保留对他们的看法。黑格尔认为，诗人用诗意的思想发声，而不是用具体的语言表达其意，因此文学作品，哪怕是诗歌，都是可被翻译的。翻译是争取了解他人思想和各种文化的一个步骤，是值得被称赞的。翻译也是当今时代更不可或缺的。当鲁迅清代末年第一次读到严复的《天演论》。即赫胥黎的《进化与伦理》的转译版本时，他就意识到了这一点。读这些翻译作品改变了他的人生。恰如首先通过读中国文学作品的英文译本，之后读中文原文改变了我的人生一样。

杜博妮：当代西方读者可能难以领会鲁迅对他那个时代的家庭和政治压力的微妙刻画，但如果他们熟悉20世纪初本国的社会现实，应该能够领会鲁迅；一旦做到了这一点，大多数读者应该能够欣赏作者的叙事技巧。正如学术研究所指出的，鲁迅在写作中大量依赖俄文、德文和英文小说；他描述的是一个变化中的社会，而现代与保守价值观之间的冲突是小说中的普遍主题。

文棣：鲁迅的作品对西方读者来说是难读的。它通常相当黑暗，他作品中的历史和文化对于未经训练的人来说是晦涩的。然而，任何对文学或中国有浓厚兴趣的人，都可以通过几个优秀的翻译来阅读他的故事。文学翻译在过去30年左右蓬勃发展，因此我们可以继续期待中国小说变得更容易获得。

南方周末：此前在西方知名度很高的中国现代作家有谁？这些作家体现了西方读者对中国的共同想象吗？

寇志明：二战胜利后，1945年，老舍的长篇小说《骆驼祥子》在美国变成畅销书。不过译者Evan King把小说的结尾改成了爱情故事，对骆驼祥子（及中国）的将来蛮乐观。在战后的美国，这样才是脍炙人口的结尾，大家为祥子、为盟友（中国）的将来高兴。1950年代，张爱玲的小说在港台和华侨的圈子里很吃香，也有英文翻译问世，但对当时英语世界的读者没有很大的吸引力。现在学者开始讨论为什么，我个人认为她的小说之所以没有吸引美国1950年代的读者，是因为太悲观、太闭塞。鲁迅的小说倒是有它消极的一面，但他创造的世界不是没有“毁坏这铁屋子的希望”（《呐喊》自序）。

文棣：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等当代中国作家，为新译本、新读者打开了大门，这反过来又激发了对王安忆、余华、残雪等中国作家的兴趣。读者欣赏这些作家的小说中时常蕴含着的社会评论。今天，我们的翻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中国文学正变得越来越有名。

南方周末：为什么在最近十几年间，会出现西方世界研究鲁迅的热潮？

寇志明：因为以前除了研究中国的学者以外，很少有人知道他，连比较文学学者也不大注意，他们主要的范围不是法国后现代理论，就是南美魔幻现实主义。他们懂的外文一般只有法文或西班牙文；也有懂意大利文和德文的，但不多。澳大利亚高校连比较文学系都没有，可以说西方的文学研究基本上是以欧美为中心。

另一个原因是冷战：英美及中国港台地区的右派一直强调鲁迅驳斥了国民党的拥护者，以他们的眼光看，研究鲁迅的人（除非带有彻底批判性）也是可疑的。后来学者和民间都开始了解到中国现代历史不是这么简单，鲁迅的作品具备启发性的分析，也有幽默，有反讽，一针见血，读起来很有意思，可以帮助我们了解现当代的中国及国外的很多现象、趋势。所以学者们也好，政客们也好，连副总统们都慢慢地意识到他作品的重要性。我也对中国青年读者讲了一句话：“革命的历史都在这儿”。就是说要了解革命的历史，鲁迅的作品是最好的教科书。我们可以从这儿入手。

杜博妮：我没有觉察到这种热潮。

文棣：大多数文学学者进入他们的领域，是因为喜欢阅读优秀文学。鲁迅是一位非常娴熟的作家，他毫不费力地将许多微妙的关系放入短篇小说中。此外，在鲁迅的很多语言中也有丰富的学问，这有助于学者更全面地思考鲁迅的写作，从而形成自己的观点。

南方周末：如果在西方文坛找一位和鲁迅对标的作家，你会选择谁？

寇志明：没有对等的人。有人说鲁迅是中国的尼采，我不同意。因为鲁迅在中国文化史上远超过尼采在西方。尼采可以说是一个鬼才，也当过哲学教授，但他不是小说家，也不是诗人。如果在美国硬要找可以比较的作家，应该在马克·吐温与欧·亨利之间。跟周树人一样，这两位作家也是以笔名出名的。马克·吐温讽刺的文笔很尖锐，非常懂美国社会。欧·亨利写过很多微妙的短篇小说，题材和人物大部分是从社会下层来的。他从小喜爱读书，也学过一点医学，骂他的人说他是个酒鬼。他吃过苦，坐过牢，见过世面，但他的作品充满幽默、人生哲学和希望，就算是酒鬼，也永远有一颗美丽的心灵。

杜博妮：我认为这样的比较没有帮助。世界上有很多不同国家的作家以类似的方式写作。

文棣：这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在我看来，鲁迅在阿Q这个人物身上传达的信息是“我们不要自欺欺人”，通过各种公开发表的文章和讨论，这变成了一个民族性问题。我们可以在法国作家古斯塔夫·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1857）中找到类似的信息，其中角色艾玛·包法利陷入对浪漫爱情和财富的幻想中。再往前看，西班牙的米格尔·德·塞万提斯在17世纪早期出版小说《堂吉诃德》，其主角拒绝客观地看待世界，而是创造了自己想象中的境界。延伸一下，我可能会把美国作家杰克·凯鲁亚克和他的小说《在路上》（1957）包括进来，其中主角将自由的抽象价值转化为一种富有想象力的、飘浮在既定社会之上的生活方式。

南方周末记者 朱圆 南方周末实习生 王瑞雪 王卓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