辉南站朝阳镇殡仪馆电话( 辉南殡仪馆)

1975年12月份，父亲单位新建的家属住宅楼竣工了，单位把二楼一套两居室的新房分给了我们家。迁居新家以后，父母的精神状态好于住老房时，我也基本坚持正常工作了。

1976年1月7日，厂团委派我去通化参加9日团地委召开的共青团工作会议。8日早晨，我做好了出差的准备工作后，拿着饭碗去食堂吃饭。在路上，我听到广播里放的哀乐心一下子紧张起来。谁又去世了？我拎着饭碗站在路上听完了哀乐，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员播出了周总理逝世的消息。

冷丁听到周总理逝世的消息，我的脑袋立刻嗡的一下，眼泪就止不住地流了出来。我心里想，毛主席最得力的助手走了，国家失去了一个顶梁柱，不知道是出于忧国，还是因为自己对周总理的崇拜，我的心特别难受。

因为过一会儿要坐车去通化开会，所以我得吃饭。走进食堂一看，工友们都很悲痛，很多人都在擦眼泪。因为心情不好，我只喝了一两粥。饭后我去了车站。

到通化以后，到处都在哀悼周总理，团地委的会议也是在悲痛的气氛中开的。

要过春节了，我利用在通化的晚上休息时间，把家里该拆洗的被褥都拆洗了，因为年初工作挺忙的，我只在家多呆了一天，把洗干净的被褥都做好了以后，就回工厂了。

回工厂以后，我接到了堂林的信，他在信中说：“我有可能复员，个人复员申请已经交上去了，不知道能不能批准。如果今年能复员，我们见面的日子就不远了。离春节没多少天了，春节前就不给你写信了，如果能复员的话，过了春节就可以回家了。”

看了堂林的信，我想了很多，他复员回家以后干什么呢？国家对复员兵的政策依然是“社来社去”，回生产队他能干什么呀？开拖拉机吗？想来想去，没有想出什么出路，转念一寻思，想那么多干啥？不是有句老话说了嘛，车到山前必有路，他回来以后，凭他的技术，凭他的一身力气，怎么也不会没有工作可干吧？想明白了，我也就没有思想负担了，只是想他能快点回来。

1976年春节就要到了，有一天，供销科的刘科长给我打电话，说是过两天他们要到通化去拉货，问我跟不跟车一起回家？我一听很高兴，我先是谢谢刘科长对自己的关心，然后告诉他，我跟他们车一起回家。

春节前，工厂又从外地采购回来很多猪肉和猪下货，还是老政策，只给在工厂成家的职工，单身职工没有份儿。因为社会上猪肉很紧张，都是凭票供应，所以，厂里搞的肉再多也剩不下。

腊月二十四那天，工会黄姐到我办公室告诉我：“基建科有几个工人自己家里养猪了，单位分的猪肉他们不要了，我家老温问你买不买点猪肉带回家？”我一听很高兴，马上告诉黄姐买。我说：“如果可以多买就给我买一角吧，先放到你家，我明天早晨跟厂里的车回家。”黄姐告诉我坐车走时到她家取肉就可以了。

第二天早晨，我搭乘工厂车队到通化运货的汽车到黄姐家装上了50多斤猪肉，黄姐还送给了我一副猪下货。

晚上5点多钟我才到家，我和妈妈一起做了四个菜招待了汽车司机孙师傅。吃过饭以后，孙师傅开车到旅店住宿去了。

第二天就是腊月二十六了，父母都没放假呢，只有我和小弟弟在家，弟弟在家里写了一会儿作业就出去玩去了。我把带回来的猪肉卸成块儿，剔下了骨头，把肥肉割下来留着炼油，瘦肉切成方子肉放在一起。又把猪的肠、肚洗干净了。收拾完肉以后，我带了10斤左右的一块肉，到堂林家去看了他们家里的人。

1976年的春节，尽管我和弟弟尽最大的努力营造欢乐的气氛，但是父母在过年这段时间里依然是心情不悦，三十晚上，妈妈还是流着眼泪过的。

1976年4月1日，我接到堂林从部队写的信，他在信中说：“当你看到我的信时，我已经复员到家了。”接到他的信以后，我立刻往堂林家里写了一封回信。我的信寄出去的第二天，我接到了去团地委开会的通知，我写给堂林的信还在路上呢，我人已经到家了。

我是4月4日晚上到家的，回家以后妈妈告诉我，堂林是3月26日回来的，回来时是他父亲和他弟弟一起去车站接的他，因为我们家离火车站近，他下火车以后，他父亲让他先到我家看看。由于天已经很晚了，他只在我们家坐了一会儿就走了。妈妈告诉我堂林回来这几天来了好几次了，挺不见外的，赶上饭就在这吃，还挺有眼力见的，看见什么活也帮助干，总之，妈妈对堂林的看法很好。

团地委的会议是5日报到，6日开会。5日早晨，我吃过早饭去了堂林家，我一进门看见他和家人正围坐在炕桌边上吃早饭，堂林坐在炕梢，面对着门，我迈步进到屋里时大家都在和我打招呼，唯有他端着饭碗愣在那里，还是他妈妈反应快，提醒他：“艳华回来了。”他这才反应过来，问了我一句：“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我说：“我是昨天晚上回来的，是到团地委开会。”他们让我上桌吃饭，我告诉他们自己已经吃过了。就这样，他们全家坐在南炕上吃饭，我坐在北炕沿上和他们说着话。因为这一天是清明节，他们吃完饭以后，我和堂林一起去殡仪馆给他去世的大姐和我的志华弟弟扫墓去了。

我们是步行去的殡仪馆，堂林穿了一套在当时很有档次的仿毛纤维布料的深蓝色中山装，显得很漂亮。他告诉我，这是他在部队所在地买的。他说他这是长这么大第一次买一套新衣服穿，再要穿新衣服就得等结婚时他妈给他买婚礼服了。

我们俩在路上走了近一个小时才到殡仪馆，在骨灰寄存处，我们找到他大姐的骨灰盒，打扫了骨灰盒上的灰尘，然后又找到志华弟弟的骨灰盒，把骨灰盒上的灰尘擦干净了，最后到允许烧纸的院外为大姐和志华弟弟烧了一些纸。扫完墓我们俩又从山上走回到有公共汽车的新站，然后一起乘车回到了我家。

回到家以后，我做好了午饭。父母和小弟弟回来以后，看见堂林也在家里吃午饭，他们都很高兴。吃完午饭以后，堂林和我一起离开家，我去宾馆报到参加团地委会议，他回自己家了。

在去公共汽车站的路上，我突然想起堂林的弟弟曾经和我说过的他在部队腰疼的事，于是我问他：“听堂会说你经常腰疼，现在还疼吗？”堂林说：“干活累着了就疼，平时不总疼。”我问他：“你没到医院去看吗？”他回答说：“去过，没诊断出什么病。”我对他说：“等我开完会我陪你到医院检查一下，弄明白了什么病，赶紧治疗。”

晚上回到家里，我和父母说了堂林腰疼的事，父母非常关心他，父亲说他与铁路医院联系一下，找个好外科医生给看看。

4月7日团地委的会议结束了。我去堂林家找他，约他第二天到铁路医院去看病。

我们在医院做了多项检查，还拍了片子，看了一上午才检查完，检查结果还要等下午才能出来。回家吃完午饭再次来到了铁路医院，医生给堂林的诊断是风湿症，需要打封闭针，于是医生给他开了两瓶醋酸强的松龙注射液，给他注射在腰部的疼痛地方。不知道是护士扎得疼，还是他太紧张了，我看见在护士给他扎针的时候，他非常痛苦，虽然我心里也很疼，但是我还是在他身边和他说话，以分散他的精力，减轻他的痛苦。

在从医院回来的路上，我问他腰是否还疼？他告诉我腰已经麻木了。他问我还能在家呆几天，我告诉他第二天就回工厂，因为会议精神需要马上传达，“五、四”青年节前要上报先进团支部和优秀团员名单，进行评比和整理先进事迹材料都是需要时间的，所以自己不能在家多呆了。我告诉他，等把工作安排完了就请探亲假回来。堂林对我说：“在家也没什么事，该走就走吧，别耽误了工作。”我问了一下有关他工作安排上的事儿，他告诉我，他回来以后，到市复转军人安置办去了，国家对复员兵的政策依然是“社来社去”，他不在安排之内，他有几个朋友答应帮助他安排一下，现在还没有具体落实。我怕他为此事着急上火，就劝慰他不要着急，安排就干，不安排就回生产队干点什么也行。他说生产队没有地了，也没什么活儿干啊，只好等一等再说吧。

回厂那天早晨，我刚吃完早饭，堂林就来了。离开家前我留给他20元零花钱，他没要。他告诉我说：“我回来以后，你妈已经给了我20元零花钱了，我还没花呢。”我看他执意不要，也就没有勉强他。离发车只有半个小时的时候，我们一起到了火车站，他把我送上了火车。

回到工厂以后，我把团地委会议精神向政治部主任和书记做了汇报，领导研究以后决定召开团委全委会，传达会议精神，研究落实办法。委员会会议上决定马上在全厂开展评比先进团组织、优秀团员活动，评比结束以后，先在厂内进行表彰。会议还决定由我具体负责这项工作。经过20多天的安排、总结、评比以后，厂内先对先进团组织和优秀团员进行了表彰，然后又在厂内表彰的基础上，选出特别优秀的推荐给团地委进行表彰。

4月30日是团地委要求上报推荐受表彰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事迹材料的最后期限。厂团委把材料整理完以后，团委吴书记告诉我准备到通化去报材料，同时他还交代给我一个到通化铁路分局办车皮计划的任务，他告诉我这是厂一把手让他交代给我的任务，计划表由供运科给我送来，具体事宜由来送计划表的同志说明。

27日晚上，我在宿舍和同志们闲聊的时候，供运科的孙师傅来我们宿舍送来了车皮计划表，他告诉我这是往四川发的四车202产品，办完计划外车皮审批手续以后，还要请我父亲帮助把货给发出去。孙师傅说：“这本来是我们的工作，但是我们没有门路办，只好麻烦你了，代我们谢谢你父亲。领导说了，让你等货发完以后再回厂。”

4月28日，我带着两个任务回到了家。因为家里不知道我回来，所以我一进家门，父母都很吃惊，他们异口同声地问我：“你怎么又回来了？”我告诉了他们我回来的任务。我对父母说：“这次领导交待了，我是不完成任务不出城了。”

因为家里人已经吃完晚饭了，妈妈又给我新做了疙瘩汤。小弟弟本来已经吃过了饭，又凑过来喝了半碗。

第二天，我先到团地委去把推荐受表彰的先进事迹材料报了上去。从团地委出来以后，顺路去堂林家找他。堂林没想到我这么快就回来了，他很高兴。我和他说了自己的任务以后，他问我：“那你能在家住十多天吧？”我说：“差不多，反正办不完事我是不能回厂的。”在他家坐了一会儿以后，我看天也快到中午了，就邀他和我一起回家。

告别他的母亲以后，我们离开了家。我走在前边，一回头发现堂林没在后边，我以为他上厕所了呢，可是他却从仓房里推着自行车出来了。我一看，他推的是我父亲的自行车。我笑着对他说：“好啊，你把我老爹的车子给霸占了？”他告诉我：“是你父亲让我用的。因为家搬到新房以后，老人家上班很近，用不着骑自行车了，所以自行车放在家里没人用，就给我用了。”

从堂林家出来以后，他用自行车把我带回了家。吃过午饭，家里人就都上班、上学去了，家里只有我们俩。我问他的腰好没好？他告诉我还和以前一样。我一听，知道铁路医院肯定是诊断有误。我对他说：“过了五一我回厂带你去前进医院看一看，我认识一个通化老乡在那里是副院长，原来是外科医生，医术很高的。”他说：“行。”

4日那天晚上，父亲下班以后告诉我：“你们厂来电话了，让你办完车皮计划给供运科回个电话。”我不知道厂里又有什么事儿了。

5日是铁路审批车皮计划的日子。吃过早饭我就去了铁路分局运输科，办完了车皮计划手续以后，我到站前邮局给厂供运科打了一个电话，向刘科长汇报车皮计划已经批完了，问他还有什么事儿？刘科长在电话里对我说：“因为四川用货单位来电催发这批货，厂子杨副主任让我告诉你，请你想办法尽快把货发出去，等货发出去以后你再回厂。”我接到厂里的指示以后，心里想，进川的车皮那么紧张，什么时候能把货发出去啊？自己虽然是在给厂子办事，可是我自己还有一摊儿工作呢，总不能帮助别人种地，荒了自己家的田吧？如果不把货发出去，也事关厂子的经济大局，怎么办？我只好去找父亲了。于是，我从邮局出来又去了父亲单位，把我们厂的车皮计划送给了父亲，又和父亲讲了厂领导给我下的指示，父亲接过计划表看了看，然后对我说：“你再给厂子打个电话，让他们把货运到车站，让车站天天向分局请车皮，哪天有车哪天发。”

从父亲单位出来我又去邮局给厂里打了电话，我把父亲的话，传达给刘科长以后，刘科长十分高兴，一再让我转达对父亲的谢意。

从这一天起，每天父亲下班回来，我都要问车发出去没有？有时父亲不高兴了就对我说：“能发还不发吗？”我想，父亲也一定有难处，耐心等待吧。

在家那几天，堂林基本上都是吃完早饭来我家，吃完晚饭回自己家，我们每天在一起时，大多数时间是我给他讲我们厂里的事儿，他不太爱说话，问什么说什么，从来不主动找话题和我聊天。

那时，堂林的腰病是我的心病。我想一定得领他找一个好一点的医院检查一下，尽快确诊治疗，否则他很痛苦，我也很闹心，拖下去病情也会有发展的。我和堂林商量，要带他到前进医院请主治外科的梁院长给他看一看，他同意了。晚上我把想法告诉了父母，父母也同意了我的意见。可是发货的任务没完成我怎么回去呀？父亲看出了我的心思以后，对我说：“现在已经发走两车了，没发出去那两车我给你看着点，你就回去吧。”就这样，我带堂林到前进医院看病去了。

5月14日早晨到厂以后，我先把堂林安排到男宿舍休息，然后我到团委上班。到办公室以后，我给供运科刘科长打了一个电话，向他说明了发车的情况，刘科长很高兴地告诉

我昨天晚上又发出去一个车，这样四个车只剩一个没发了。我想还有半个月的时间呢，发出去是不成问题的。

15日早晨我请好了假，带堂林去前进医院看病。到前进医院以后，我找到了梁院长，他很热情地给堂林做了检查，然后又给拍了片子，最后他和几个外科大夫进行了会诊，诊断为“腰椎尾骨低化、第四、第五节腰椎骨质增生。”梁大夫告诉我：“这个病，目前没有根治的办法，如果发展厉害了，就得穿铁背心，现在没有特效药，回去以后只能注意休息，别累着了。”我们谢过梁院长和其他医生以后，就离开了前进医院。在回厂的路上，我对堂林说：“既然有病名，就能有治病的药，咱们要有信心，慢慢找良药。大夫给人看病都爱把病情说得很重，为的是引起病人的重视，你千万别背上思想包袱。”堂林听了我的话以后说：“我也觉得大夫说的有点吓唬人。”

堂林在我们厂住的那几天，我师傅郑姐和工会的黄姐都请我们到家里吃了饭。星期天，我和堂林一起去商店溜达，在商店门前，一个农民挑了两筐榆黄蘑在那里卖，堂林看见筐里的蘑菇问我：“这是什么蘑菇呀？”我告诉他：“这是我们这个地方的特产榆黄蘑，味道很好。你没吃过吗？”他说：“我都没见过。”我问卖蘑菇的人：“蘑菇多少钱一斤？”卖蘑菇的农民告诉我：“两毛五一斤。”为了给堂林尝尝鲜，我买了5斤榆黄蘑。

回到宿舍，我从检验科小赵那里借了一个煤油炉子和五个鸡蛋，拿细粮票到食堂买了5斤大米，焖了一斤多米的大米干饭，用鸡蛋把榆黄蘑炒了，做好饭以后，我叫王老师和小董她们过来和我们俩一起吃，她们都推说有事儿没过来，只好我们自己吃了。不知道是饿了还是好吃的原因，我们俩居然一顿吃了5斤榆黄蘑加5个鸡蛋，虽然剩了半小碗，但那是互相谦让剩下的。我们每人还吃了一大碗大米干饭。堂林边吃边说：“我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蘑菇。”在军工厂的这顿饭给我们留下了永久的回忆。

晚上，我和堂林正在宿舍里闲聊，突然有人敲门，我打开门一看是供运科的刘科长和供销员小王。刘科长很客气地和我们打过招呼以后，说明了他来这里的目的。他说：“我刚从你们吴书记家来你这里，我已经和你们书记谈过了，咱们厂生产需要铸铁，现在采购不到，厂领导很着急，今天上午几个领导在一起研究，决定让你回家和你父亲求求援，看他能不能和大栗子铁矿联系一下，从计划指标以外给咱们弄点儿。”我一听，这是救急的事儿，可是我心里不是很高兴，因为这不是自己的工作任务，老这么给他们干临时工要干到什么时候啊？

于是，我对刘科长说：“厂里救急的事儿，每个职工都应该干，可是我老这么不务正业也不是回事儿呀？别人不说，我自己也该自觉一点儿，我把自己分管的工作交给别人去做，给我干活儿的人会怎么想？”刘科长听了我的话以后，表现出无能为力的样子说：“我们也是实在没办法才这么做的，我们也考虑过你说的问题，所以我们和主管我们的领导谈这个事儿时，一再提议厂领导研究问题时请政治处主任参加，目的就是让主任知道派你干这项工作的重要性，我们也是为你考虑。领导们在研究这个事儿时，政治处主任还说了你一定能办明白这个事儿。”我听刘科长这么一说，也没什么可推的了，心里想，反正自己是要调出厂的人，能给厂效点儿力就效点儿力吧。

我对刘科长说：“既然你为我考虑了，我也不能卷了你的面子，可是我老这么干领导还能放我调回通化吗？”刘科长说：“你调转的事儿我再帮助你想想办法。这么着你看行不行？你明天就回去，因为车间生产马上就要停工待料了，我在厂里找领导研究你调转工作的事儿，等你回来咱们再说，好不好？”我一看人家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儿上了，自己还能说什么呢？我答应刘科长星期一就走。刘科长还对堂林说：“也不知道你在这里玩的怎么样，我们就让艳华回去，不好意思，我也是没办法，请你谅解。”堂林对刘科长说：“我原来就准备明天回去，你这么一安排，我回去还有伴儿了，我还得谢谢你呢。”就这样，星期一早晨，我们踏上了回家的路。

（本文由作者孙艳华授权发表未完待续）